(Demo) 稀缺-draf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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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把个体抽象成一个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他们拥有稳定、自洽的偏好。这些偏好决定了不同结果对经济人而言的优劣排序——这些结果的效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自己的金钱、时间等限制下最大化所得的效用，尽可能到达一个对他而言最好的结果。

这些假设、简化和抽象让决策能被数学简洁地表示。人们的欲望是无差异曲线，限制是预算约束曲线，决定的过程是寻找函数的最大值。或许这样理性的决策过程是最优的，但是当经济学家们把经济人会做出的行为与观测到人们实际做的行为对比时，他们发现了系统性的偏移。人们的行为并非像经济人那样理性、冷酷、克制。行为经济学由此诞生，尝试记录、解释、并预测人类的行为。

行为经济学一个经典的发现是人们对价值的判断——他们的偏好——受到无关环境暗示的影响。这样的环境被称为框架。

展现框架效应的一个经典实验由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和经济学教授Richard Thaler提出Richard Thaler, “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 Marketing Science 4, no. 3 (August 1, 1985): 199–214, https://doi.org/10.1287/mksc.4.3.199.。在他的研究中，实验对象看到下面这段场景的描述。参与者被随机的分为两组，两组参与者看到场景的不同之处用方括号标识：一组参与者看到“简陋超市”，另一组看到“度假酒店”。

请想象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你正躺在沙滩上。你能喝到的只有冰水。最后一个小时，你特别想喝一瓶自己最喜欢的冰啤酒。一位朋友起身去打电话，提出可以从附近唯一能买到啤酒的地方带酒回来这是[一个简陋的小超市/一家高档的度假酒店]。朋友说， 啤酒可能有点贵，问你愿意为啤酒付多少钱。他说，如果啤酒的价格与你所说的价格一样或低一些，他就会买；但如果啤酒的价格高于你说的价格，他就不会买。你信任这位朋友，而且也确实不存在与酒保讨价还价的可能性。此时，你会告诉他什么样的价格？

通过这个问题，Thaler想要得到实验对象的购买意愿：他们能接受的购买这瓶啤酒的最高价格；在这个价格，这瓶啤酒对于实验对象来说的效用和它的价格一样；他们的购买意愿因而反应了对啤酒价值的判断。由于不存在讨价还价的可能，实验对象并没有理由隐瞒自己的实际购买意愿。

实验场景中的人始终在沙滩上，无论附近唯一能买到啤酒的地方是超市还是度假酒店，他最终得到的啤酒都一样。啤酒的价值并不因销售商店的位置而改变，因此经济人对两个场景应该给出同样的回答。然而实际的实验对象却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在高档度假酒店的框架下给出更高的价格。对于高档度假酒店的框架，实验对象回答的中位数是2.65美金，而在简陋小超市的框架下，他们给出回答的中位数是1.50美金。

从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等学者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知道人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并非像经济人那样，对每个状态赋予一个绝对的价值，而是会参照一个期望状态，一个参考点（Reference point），通过某个状态和参考点的比较判断这个状态能带来的效用。

在此基础之上，Thaler进一步完善了消费者决策的模型，把交易价格添加到了模型之中。他将消费者在一次交易中获得的效用分解为获得效用（acquisition utility） 和交易效用（transaction utility）。前者由消费者对物品的价值判断和交易价格决定，后者取决于交易价格和参考价格（Reference price，消费者对这件物品的期望的价格，这件物品的“合理”价格）。这个参考价格受框架的影响：在小卖部中售卖的啤酒普遍比假日酒店价格更低，因此在小卖部这一框架下，参考价格更低。更低的参考价格减少了交易效用。在同样的交易价格下，消费者的获得效用一致，但在小卖部框架下，交易效用更低，消费者更容易觉得自己“亏了”。

下面这个实验Anuj Shah, Eldar Shafir, and Sendhil Mullainathan, “Scarcity Frames Valu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no. 4 (February 12, 2015): 402–12,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63958.同样展现了人们对价值如何受到框架的影响。实验参与者看到以下这段文字：

请想象，你的朋友想要购买一台价格为300/500/1000美元的电脑。 虽然商店中的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但店员告诉你的朋友，一家距离此地45分钟路程的商店售卖的同一款产品还要再优惠50美元。此时，你会建议朋友前往另一家商店，从300/500/1000美元中省下50美元吗?

和之前类似，实验参与者被随机的分为三组，每组看到的电脑价格不同。第一组调查对象看到的电脑价格是300美元，第二组调查对象看到的价格是500美元，而第三组调查对象看到的价格是1000美元。在这三种情况下，到另一家商店都只能节省50美元。

经济人的行为取决于45分钟路程产生的负效用和50美金带来的正效用哪个更高，他们在决策中比较用45分钟换取50美金是否值得。这与50美金是在什么情景下得到，是从价值为多少的物品中节省下来的无关。经济人因此会在三种情景下给出一样的回答。（考虑到边际递减效应，我们甚至会期望经济人在电脑为1000美元时最愿意前往另一家商店节省50美元，因为在购买1000美元的电脑后，她的总财富最低，此时50美金对她而言的效用最高。）然而实际的实验参与者却受到参考价格这一框架的影响，在电脑原价低的时候更加偏向于选择前往另一家商店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no. 4481 (January 30, 1981): 453–5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7455683.。

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行为科学教授Anuj K. Shah，经济学教授Sendhil Mullainatha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Eldar Shafir重复这些实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却发生了：有一群人的选择在这两个实验中都更加接近经济人，但看似矛盾地，这群更理性的人却在更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上松懈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Macmillan, 2013), 150–53.。他们更有可能削减非紧急医疗保健服务Ernst-Jan De Bruijn and Gerrit Antonides, “Poverty and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A Review of Scarcity Theory,” Theory and Decision 92, no. 1 (March 9, 2021): 5–37, https://doi.org/10.1007/s11238-021-09802-7.，更可能因为不按时服药而在本能通过药物控制的疾病中（如糖尿病、艾滋病和肺结核）失去生命。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教育上Mullainathan and Shafir, Scarcity.：他们对待孩子更为苛刻，更容易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孩子身上，对孩子的教育和疫苗接种态度消极，缺乏充分的互动，也忽略了对孩子功课的辅导。

这群只在金钱上精明的人是谁？那些最缺少金钱的人。穷人。但这究竟是为什么？

穷人们更为理性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50美元对他们来说价值太高，不愿意轻易舍去。在实验中，他们并非盲目选择节省：在原价为300美元（节省金额占总价比例最大）的那组实验中，更为富有的人反而更愿意到另一家商店。那些最缺少金钱的人似乎对金钱的价值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而更富有的人看起来更加容易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使用其他金额的实验中（在购买价格为$100/$200的物品中节省$10，以及在购买$1500/$3000的物品中节省$150）。

然而如果他们确实更为精明，又怎么会在医疗、教育等问题上如此轻率？如果他们确实在金钱上更为理性，又怎么会更穷呢？

Shah，Shafir和Mullainathan等学者认为对金钱的匮乏同时导致了Anuj Shah,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om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Too Little,” Science 338, no. 6107 (November 2, 2012): 682–85,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22426.他们在金钱问题上的精明和在其他问题的忽视。穷人面对着极度紧张的预算，但不仅如此，他们的现金流也更加不稳定。他们常常有多份按小时计算的短期工作。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面临失业和医疗、汽车故障等意外紧急开支。但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能够用于处理这些紧急开支的额外金钱。这样的开支叫做余闲（Slack）。余闲的存在让人得以轻松应付紧急事件而无需改变他们的正常生活。但余闲的缺失意味着这些突然的开支必须从其他开支中节省出来。当前开支的增加意味着以后开支的缺少。余闲的缺失导致的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set）促使权衡式思考（Trade-off thinking）。

Mullainathan和Shafir在《稀缺》中通过收拾行李的类比解释稀缺如何导致这样的思考模式。当使用大行李箱，空间充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只考虑“我需要带什么”；而在用小行李箱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思考为了带某件物品，需要放弃什么腾出空间。

权衡式思考，Mullainathan和Shafir认为，造成了穷人在以上实验中更加理性的回答。经济人模型建立在人们不断的在预算约束下做出最优的决定。在衡量一个决定的好坏的时候，经济人考虑的成本——机会成本——并不是做出这个决定的花费，而是做出决定需要放弃什么。这样的考虑需要权衡式思考Mullainathan and Shafir, Scarcity.。

除了权衡式思考，稀缺心态还可能通过另一个机制带来更好的表现：稀缺让人们更加专注于解决相关问题。我们都有把任务堆积到截至日期前，感觉时间不够用的经历。在Mullainathan和Shafir看来，这也是一种稀缺。

稀缺心态并非只由贫困造成。Mullainathan和Shafir把稀缺定义为“一种需求比资源多的主观感受”。这里的资源并非只限于金钱；对于忙碌的人，它是时间；对于正在减肥，在卡路里限制下进食的人，它是卡路里配额。稀缺理论认为稀缺心态会造成对相关资源的更大关注。这种关注是超出我们控制，不可避免的。Mullainathan和Shafir因此把稀缺对人们的影响形容为“稀缺捕获（Capture）了我们”。在实验环境下，被禁食更久的参与者——更饿的参与者——在有关食物的记忆任务中得分更高，但在非食物相关的任务中并非如此。类似的现象也在有关口渴对饮料相关记忆项目表现的实验中被复现。

Shah，Mullainathan和Shafir在另一篇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中Shah, Mullainathan, and Shafir, “Some Consequences.”; Anuj Shah,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An Exercise in Self-Replication: Replicating Shah, Mullainathan, and Shafir (2012),”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75 (December 1, 2019): 102127, https://doi.org/10.1016/j.joep.2018.12.001.让参与者玩不同的游戏，尝试在游戏中诱导稀缺心态，观察参与者如何受其影响。其中一个这样的游戏叫做愤怒的蓝莓（Angry Blueberries）。就像在愤怒的小鸟游戏中那样，在这个游戏中玩家需要用弹弓发射蓝莓击中华夫饼得分。实验参与者被随机的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每轮游戏得到3个蓝莓，另一组每轮游戏得到15个。研究人员通过改变参与者每轮游戏开始的蓝莓数量影响他们受稀缺心态影响的程度。他们发现初始蓝莓数量少的参与者——那些受稀缺心态影响更深的人——在每次射击时都花了更长的时间，意味着他们更加专注。这也确实提升了他们的表现：每轮得到15个蓝莓的参与者们平均从每次蓝莓发射中得到1.67分，而每轮只得到3个的参与者们在每次发射中平均得到2.31分。Mullainathan和Shafir把这些表现的提升叫做专注红利（Focus Dividend）。

我们能在超市中直接观察到专注红利产生的现象。在超市中购物时，人们通常默认大包装比小包装更加划算。但并非总是如此，卖家有时故意提高大包装的单价，对不注意的人收取更高的费用。低收入消费者更容易注意这种隐藏的费用。这样提高大包装单价的现象也因而在低收入区域更加少见Mullainathan and Shafir, Scarcity, 94.。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发现低收入消费者对他们购买物品的价格以及总共花了多少钱有更加准确的了解Ibid., 93.，对“隐性”的，不包含在标价中的税也更敏感Shah, Mullainathan, and Shafir, “Some Consequences.”。

芝加哥大学旁的Target超市货架上。同一品牌的鸡蛋，18个每盒装的大包装单价（\$2.66一打）反而比12个每盒装的（\$2.59）更高。

然而在对当下的稀缺更为关注的同时，稀缺心态也造成了对其他事项的疏忽。对稀缺不自觉的关注阻碍了人们专注于其他事情的能力。心理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目标抑制”（Goal inhibition）。

同时，一部分研究发现稀缺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和管控功能（Executive Control）。一项研究对比了收割季前后的农民，发现在收割季前，农民们在管控功能测试中多犯了15%的错误，回答速度慢11%，且在认知能力的测试中有对应着9-11分IQ分数的差距De Bruijn and Antonides, “Poverty.”。在IQ测试中，平均数被设置为100，一个标准差被设定为15。从100到90分这十分的IQ差距大致对应着从中位数到25分位数的差距（从IQ超过一半的人口到只超过25%的人口）。

在稀缺心态的讨论中，Mullainathan和Shafir把对其他事情的忽视和认知、管控能力的下降叫做管窥效应（Tunneling）和宽带税（Bandwidth Tax）。

这两种效应的一个后果是过度借贷。专注于眼下的困难，人们容易忽略高额利息，借入过多的钱。在上述的愤怒的蓝莓游戏中，研究人员给一部分参与者“借款”的选择。他们能够选择在耗尽蓝莓后，从未来的一轮游戏中“借”一个蓝莓在当前一轮游戏中使用。部分参与者可以免费完成这样的操作，另一部分需要支付“高昂利息”，通过在未来的一轮游戏中减少两个蓝莓以换取在当前游戏中多一个的蓝莓。结果显示每轮只有三个蓝莓的“穷人”借款占预算的比例高于“富人”，并且当游戏时间更加紧迫时，他们会增加借款。 然而这样的借债行为是不利于他们表现的：参与者在没有机会借款时表现最好，在可以无息借款时表现较差，在可以有息借款时表现最差。游戏的最佳策略是不借款；但管窥效应让参与者更容易过度借款Shah, Mullainathan, and Shafir, “Some Consequences”; Shah, Mullainathan, and Shafir, "Self-Replication."。

稀缺理论解释了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矛盾现象：权衡式思考和专注红利让穷人在很多金钱相关问题上能做出更加理性的决策，但管窥效应和宽带税却让他们忽略了那些重要却不紧急的问题——医保，按时服药，教育。但更重要的是，稀缺理论指向了贫困陷阱（Poverty Trap）的一个可能存在方式。贫困造成稀缺心态，但管窥效应和宽带税却让人更难摆脱贫困，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像陷阱一样，稀缺心态让那些被套住的人难以逃离。贫穷让穷人贫穷；贫“困”。

与此同时，稀缺理论也指向了解决贫困的一些思路：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产品等方式减少穷人收入的波动性从而减少宽带税；认识到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容易因管窥效应而被忽视，在对他们的帮助计划中考虑到这些。文章开始的Richard Thaler会把这其中的许多具体措施叫做助推；我们或许会在未来某篇文章中看到他的助推理论。